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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毛泽东的一封电文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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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youth.cn   2012-03-05 13:56:44 中国青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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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的《使敌攻武汉处于我战略包围之中》,是1937年12月30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张闻天等给正在武汉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王明、周恩来、项英、博古、叶剑英的一封重要电报。当时,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接连溃退,抗战形势日趋危急;与此同时,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不久,国共关系相对融洽。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包括新四军在内的中国军队如何保卫武汉、部署长江南北的作战,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战略设想和建议,并通过在武汉的中共代表团向蒋介石转达。这些战略设想就反映在这封电报中。但对这封电报,学界存在一些误解,若不加澄清,会影响我们对这封电报重要性的认识,也会妨碍进一步挖掘这封电报所具有的内涵。

  一、电文中的“我军”不单指新四军

  为论述方便,把电报原文抄录如下:

  “关于长江南北作战部署意见:

  甲、为使敌攻武汉处于我之战略包围,我军必须建立下列两个主要军区及六个辅助军区。

  一、苏浙皖赣边军区,以皖南为重心,攻击并准备攻击南京、芜湖、杭州、浙赣路与湖口之敌。

  二、鄂豫皖军区,以舒桐黄广商固为中心,攻击并准备攻击占领三条铁道及沿江之敌。以上两区是主要的。国民党须派大员指挥,并各部署三万至五万兵力于其中。我们则以陈毅支队置于皖南,以高敬亭支队并准备增加一部置于皖北。

  三、浙南军区,攻击占领杭甬路及浙赣路之敌。

  四、鄂赣军区,准备攻击占领沿江及南浔路之敌。

  五、汉水军区,准备攻击占领平汉南段之敌。

  六、豫西军区,准备攻击平汉中段之敌。

  乙、为在敌之远后方起战略钳制作用,须建立苏鲁军区,以苏鲁交界为中心,并指挥鲁东游击战争。此区国民党须派可靠大员,我们派人辅助之。此区与皖南皖北两区须立即部署。以上意见请考虑后向蒋提议。”(《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36―137页。)

  对这封电报中关于长江南北作战部署的意见,不少学者认为只是针对新四军作战部署的意见。笔者认为,这种作战部署应是针对包括新四军和国民党军队在内的整个中国军队而言,即电报中的“我军”,指包括新四军和国民党军队在内的整个中国军队。理由如下:

  第一,从电报的内容看,在电报提议建立的两个主要军区和几个辅助军区中,对于苏浙皖赣边和鄂豫皖这两个主要军区,明确提出“国民党须派大员指挥,并各部署三万至五万兵力于其中”;对于苏鲁军区,电报也明确提出“此区国民党须派可靠大员”。这说明,建立两个主要军区和几个辅助军区,主要是希望国民党军队在长江两岸进行这样一种军事部署。虽然电报也提出在苏浙皖赣边和鄂豫皖两个主要军区中,“我们则以陈毅支队置于皖南,以高敬亭支队并准备增加一部置于皖北”,但很显然,这是在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情况下,对新四军部队战略展开所作的一种安排。这种安排在整个长江南北的作战部署中,居于次要地位,这与新四军当时的实力是相匹配的。

  第二,从当时新四军的实力看,如果要求新四军在长江南北的辽阔地区建立如上所述的两个主要军区和几个辅助军区,显然力有未逮。当时,新四军刚刚建立,人数不及一万。陈毅后来回忆说:“1938年一、二、三支队在岩寺集中时计6000人,枪2000余枝,轻机枪只3挺。在江北高敬亭四支队计1300余人,全军计8000人。”(陈毅:《1938至1943年华中工作总结报告》,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江苏省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华中局》,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291页。)以一支不足万人的军队,即使全部分散打游击,也不足以支撑在如此广阔的地区内展开。这说明电报中关于长江南北作战的部署,主要不是针对新四军而言的。

  第三,从这一时期毛泽东的电报用语看,“我军”并不一定专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或新四军。由于这一时期国共关系相对较好,国共两党都将主要注意力集中于对日作战,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有时会向国民党提出一些主要针对国民党军队的关于对日作战军事部署的设想和建议。在涉及这方面内容的电报中,毛泽东会以“我军”指称包括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国民党军队在内的中国军队。例如,1938年2月23日,在华北日军沿陇海、平汉两路长驱直入,进一步将威胁西安、武汉等战略要地的情况下,毛泽东和任弼时致电朱德、彭德怀及中共中央北方局、长江局负责人,提出一个“为保卫潼关及西安而战”和“为保卫武胜关及武汉而战”的战略计划。在该电报中,毛泽东多次使用“我军”指称包括八路军和国民党军队在内的中国军队。如电报中说:“平汉同蒲两路之敌,似力求由东北两方,分数路向晋南,其总目的在驱逐晋境我军,占领临汾、风陵渡,最后夺取潼关,保障进攻武胜关之右翼。”(《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162页。)这段话中的“晋境我军”,显然是指包括八路军、国民党军队在内的山西境内所有的中国军队,而非专指八路军。因此,对这一时期毛泽东电报中所使用的“我军”,有必要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审慎地加以鉴别,否则,容易造成误解。

  二、电文是抗战初期国共合作、共御外侮的一个生动例证

  《使敌攻武汉处于我战略包围之中》一文,是抗战初期在民族矛盾急剧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以阶级利益、党派利益服从于民族利益,与国民党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一个生动例证。

  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后,由于日本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明显占据上风,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连连失利,日军在华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迅速侵占我大片国土。12月13日,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沦陷。到1937年底,抗战进入最紧急的关头,民族危机达到顶点。

  面对日军疯狂的进攻,国共两党均表现出了“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团结抗战精神。蒋介石不仅率领国民党军队对日军的军事进攻进行了积极抵抗,而且在进行国共合作,团结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派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抗日方面,也表现出了较大的积极性。继8月份同意将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10月份又同意将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这固然是中国共产党经过谈判努力争取的结果,但也与蒋介石顺应全国民意,希望调动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以抵御日军进攻是密不可分的。

  从中国共产党来说,虽然在抗战初期提出了要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但也提出了抗战高于一切的原则。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在会上提出:“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周恩来也发表讲话,认为从山西的情况来看,由于没有实行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而把独立自主提得太高,所以党内、军内和各地都有不利于抗战、不利于统一战线的思想、言论及行动。(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01页。)王明后来被批判犯了右倾错误,实际上是与当时紧急的抗战军事形势分不开的。在国家民族面临最危急形势的关头,将抗战置于其他考虑之上,是当时一切爱国党派、政治力量都会自然作出的反应。对王明的意见和主张,毛泽东虽有所保留,但也在会上表示:“统一战线的总方针要适合于团结御侮。”(《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1页。)这实际上也是把团结御侮摆在第一位。会议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时,把团结合作摆在了一个更加重要的地位。12月17日,会议结束后第三天,毛泽东就成立晋察冀边区政府致电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时指出:“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尤其荣臻所在之晋东北地区,事同一律,不应立异,一切须取得阎之同意。”(《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191页。)后来,晋察冀边区政府是在取得了阎锡山的同意以后才成立的。

  从时间上看,《使敌攻武汉处于我战略包围之中》这封电文发出之前,即1937年12月,先后发生了三起重大事件。其一是前文提到的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召开;其二是12月13日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失陷;其三是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正式组建。这封电报与这三起事件都有密切联系。首先,它反映出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关系更加重视;其次,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在南京失陷、民族危亡进一步加深的情况下,对联合抗战表现出一种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其三,新四军的组建,是国共合作取得的又一重要成果,反映了国共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此时向蒋介石提出关于长江南北作战的全面部署方案,表明中共对蒋介石联共抗日的政策是肯定的,对这一时期国共关系的发展基本上是满意的,同时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当时在处理国共关系时,把团结御侮摆在了第一位。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封电报发出的同一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张闻天等给王明、周恩来、项英、博古、叶剑英还发出过另外一封电报。在这封电报中,毛泽东对当时的战争形势作了判断,提出中国军队在西北、华北等地的设防建议,并要求中共中央代表团在考虑后向蒋介石提出。(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134页。)这说明,当时中共从团结御侮的立场出发,不仅领导八路军、新四军积极抗战,而且从各方面支持和配合国民党进行抗战。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积极抗战思想在这两封电报中得到了充分反映。

  三、电文反映出毛泽东深远的军事战略眼光

  《使敌攻武汉处于我战略包围之中》提出的作战部署方案,是中国共产党向蒋介石提出的作战建议,也反映了毛泽东深远的军事战略眼光。

  一是对鄂豫皖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视。鄂豫皖地处华中,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近代以来,由于在其东边修筑了津浦铁路,北边修筑了陇海铁路,西边修筑了平汉铁路,战略地位更加突出,因此毛泽东在建议国民党为保卫武汉而应建立的两个主要军区中,将鄂豫皖列为其中之一,认为这一军区可以“攻击并准备攻击占领三条铁道及沿江之敌”。毛泽东不仅建议蒋介石重视这一地区,他在对八路军、新四军进行战略部署时,对这一地区也非常重视。抗战初期他曾考虑让八路军派出主力部队进入这一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1938年2月15日,他曾致电朱德、彭德怀、林彪等八路军将领,提出一个派遣八路军一一五师分三步进入鄂豫皖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的设想。(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157―158页。)他认为,在八路军的三个主力师中,“准备以一个师位于鄂豫皖是必要的”,这样做可以“使三个师都有广大发展前途,在战争中起重要制敌作用,并影响全国”。(《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160页。)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在1938年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为了贯彻执行这一战略方针,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中原局。对于中原局成立初期的工作,1943年3月刘少奇在《六年华北华中工作经验的报告》中曾说:中原局成立后,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我们一方面布置武汉附近及豫东的游击战争,另一方面集中准备河南的游击战争”(《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5页。)。这就告诉了我们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最初的发展方向和重点所在。其中所说的武汉附近,显然应该是把周边的安徽、河南、湖北等地区都包括在内的。因此,在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后的一段较长时间里,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其重点是指向鄂豫皖,而在鄂豫皖三省中,重点又指向河南。从这种发展的方向和重点,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鄂豫皖地区的一贯重视。后来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指挥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军队发起战略进攻时,把战略进攻的突破口又选择在以鄂豫皖为主要组成部分的中原地区,命令刘邓大军渡过黄河,挺进这一地区,下出了扭转战争全局的一步重要棋子。

  二是对以苏鲁交界为中心的苏鲁地区的重视。在毛泽东提议建立的几个辅助军区中,苏鲁军区虽属辅助军区,但他实际上把这个军区摆在了与鄂豫皖和苏浙皖赣边两个主要军区同样重要的位置。他提出对苏鲁军区国民党“须派可靠大员”指挥,中共方面则派人协助国民党,而且,苏鲁军区“与皖南皖北两区须立即部署”。对其他几个辅助军区,则没有上述安排。为什么如此重视苏鲁地区?毛泽东主要是认为在这一地区部署军事力量,可以“在敌之远后方起战略钳制作用”。这种钳制作用可以牵制日军力量,使其始终不敢倾全力西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为了减轻敌人军事进攻的压力,并最终打退其军事进攻,派遣战略支队进入敌人远后方,吸引其回防,以减轻我军正面的压力,一直是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因此,抗战一开始,毛泽东就注意到了苏鲁地区的重要性,并向国民党建言,以国民党为主建立苏鲁军区。国民党后来在这一地区建立了以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为主要任务的苏鲁战区(当然,这一战区后来以与新四军、八路军争地盘,发生武装磨擦为能事,在对日作战中战绩甚少),与毛泽东的建议应该说多少是有一些关系的。因为毛泽东的重视,以苏鲁交界为中心的苏鲁地区后来也成为八路军、新四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重要地区,并分别建立了以八路军为主体的山东抗日根据地,以及以新四军为主体的苏北抗日根据地,后者并且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中心。 (作者彭厚文,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湖南长沙410081)

  编辑: 商春竹(实习生) 来源: 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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